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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7日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本文通过对"政府负责"的表述进行分析后认为,将"政府负责"理解为"政府主导,主体负责"更恰当,并从"政府主导,主体负责"符合权责一致的行政组织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增量不足,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不仅能够改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推进政府改革,也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但目前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化保障机制缺失,自身力量薄弱,社会大环境有待成熟等制约因素。为此,必须通过转变政府观念与职能,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自身能力,提升公民意识等途径,促进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
地方各级政府作为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型组织必须高度重视执行力和公信力的建设。提升政府机关执行力和公信力必须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指引下,紧紧围绕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逐步提高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行政效能,建设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
2010年,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为"十一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来说,"十一五"时期是开创性的五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国资委如何更好地履行其职能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加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笔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社会管理支撑体系的建设问题;加强社会管理主体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提出一些粗浅的观点。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这种改革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探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着力点既不能也不应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上,而是应该将法律所赋予农民的基本权益纳入其中。
现阶段,我国电子政务法律建设远远落后于电子政务本身的建设,阻碍了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电子政务法律体系以规范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进而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首先,我国应该制订和完善实施电子政务的基础性法律;其次,要制订和完善电子政务活动的核心性法律;最后,要制订和完善电子政务活动的运作性法律。
权力,是指一定的组织和个人在一定的范围内依靠国家强制力所拥有的支配和指挥的能力和力量。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作为一种社会客观现象,权力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社会造成过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是否受到了合理有效的制约。因此,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是进一步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本文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的战略地位入手,客观分析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现状及外向型经济发展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在探索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沿边开放模式方面提出了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构建沿边地区与内陆腹地联动发展的新模式,建立核心区与扩展区相结合以及探索与发达国家合作影响周边欠发达地区,形成国际、省际、区际互动协调机制等建议。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竞争的加剧,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目的地品牌化。国外关于目的地品牌的理论研究已有所成就。本人在收集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外目的地品牌化研究的内涵、起源,目的地品牌化的管理、研究不足方面存在的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述,以期为我国区域品牌的研究及其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无论是从工具性的角度,还是从实质性价值的角度,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在该制度建设上均有所实践,但是到目前并没有出台一个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我们需要反思财产申报制度建设进展缓慢的原因,探索完善该制度的基本进路。
组织社会化作为新入职公务员融入行政组织的方法和手段,对行政组织和公务员个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行政组织与新入职公务员在思想上、社会化内容及策略选择上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制约了组织社会化作用的发挥。因此,行政组织对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工作应进行规划,设计出既有共性又体现个性的社会化内容,并与公务员个体共同完善其组织社会化的策略。
行政协调渗透于公务员的各种行政行为之中,对保障行政工作的平衡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行政矛盾的逐步显现需要公务员具有较强的行政协调能力与良好的道德素质,这意味着公务员在行政协调中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本文将伦理思想融入公务员行政协调之中,提出统筹兼顾的整体协调、科学务实的有序协调、灵活多样的动态协调、客观公正的依法协调和团结协作的沟通协调等建议,并分析了其中蕴涵的伦理原则,以期实现行政组织的良性运行。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两型社会"顺利实施的保障。应认真分析、准确把握长株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的现状和特点,通过立法,从制度设计上创新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同时确立目标、把握重点、夯实基础,积极探索构建长株潭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网络诈骗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方式,是一种有别与普通诈骗的高科技犯罪,其隐蔽性强、渗透性强、危害范围广的特点也决定了应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范围也日益加大,而我国对此的立法和执法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完善、执法改善、技术加强、社会各方协调等方面来构建网络诈骗的预防体系,以便更好地预防网络诈骗,减少经济损失。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呈现出显性化趋势。城管与摊贩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涉及到经济、社会、法律、体制等各个方面,其中,不良的社会心态是引发两者矛盾的重要社会因素。培育宽容理性的社会心态,让每个人有尊严地生活是化解城管与摊贩矛盾冲突的社会基础。
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现代民主在古代民主基础上有很大发展。现代民主概念至少包含少数服从多数、遵循程序、保护少数三个方面的内涵;现代民主政治的表征至少表现为社会关系是平等的契约关系,活力源泉是公平竞争,权力建构是均衡形式;现代民主政治的比较优势表现为具有非凡的亲和力,能够保持政治秩序的持续稳定,有利于人民参政议政,能够保证政治体系内在的活力,有利于避免错误的发生,能够保证政治体制的客观公正。
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的内在制度构建是指其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所应当包含的内在因素,它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之内在制度构建的主要路径在于:在范围上,必须明确与拓展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适用的范围以及规定适用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的例外情形;在内容上,应当包括辩解权、质证权以及反驳权;在形式上,行政执法程序抗辩权的行使存在直接形式与间接形式、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在效力上,行政主体必须按抗辩笔录作出决定、必须采纳合法或正当的方式抗辩以及对抗辩不能加重处罚。
我国民法体系中没有关于优先权制度的一般性规定,只是在某些特别法和程序法中就特殊社会关系规定了具体优先权。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学界对应否规定优先权制度争议较大,但《物权法》最终对此也未作规定。优先权制度具有国内现有担保制度无法替代的特有功能,该制度的缺失使得一些基本的社会利益尤其是特别债权人的利益难以找到适当的制度予以保障。本文认为,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规定优先权制度以剔除此立法缺陷,但如何构建和设计该制度值得深入研究。
"河长制"一方面是水环境行政管理权力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又是水环境管理行政权力的严格问责,具有重要的环境法意义。其中体现出来的环境目标责任制的实现方式理应成为水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治理的立法趋势。但是,由于河长制尚处于探索阶段,也遭遇了一些法律短板,譬如河长制的分散性与短效性,规划功能与考评机制的泛化,公众参与和监督力度疲软。本文在河长制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河长制的环境法因应,包括建立统一长效机制,健全规划与考评机制,以及引入公众参与和监督制度。
政府执行力是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关键,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之魂,其对政府执行力的发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行政文化视角探讨政府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并找出相关对策,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执行力文化,是促进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发展,提升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使人权首要价值地位、强制执行权行使的主体、暴力拆迁的法律责任得以回归,并确立了公共利益的范围,使用了科学性的确定法定范围方式。但新条例就私有财产征收和强制执行权的规定有悖于法律保留原则,有必要通过制定房屋征收与补偿法来补救这一缺憾。
公正立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立法理念,在追求立法价值公正的同时,也追求立法程序的公正和立法结果的公正。公正的立法是在公正价值的指导下通过公正的程序而实现的。立法公开不仅是程序公正的组成部分,也是走向公正立法的重要途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中的吊销驾驶证,从行政法角度而言,是行政的强制执行。用吊销驾驶证之"手段"去追求处罚当事人放弃合法听审权利之"目的",手段与目的间并不存在实质之内在联系或合理正当之连结关系,属于立法上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从宪法角度看,是对人民工作基本权的侵害,且这种侵害已达侵害最强烈之职业禁止的程度,没有特别重大的法益,应属违宪。从学理上讲,当事人应当可以声请违宪审查,由宪法法院宣告定期实效,以符"法治国"保护人民拥有基本的"社会正义"及"人的尊严"的生活权利。
从法律上讲,房屋暴力拆迁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或违法,应当依法予以严惩。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确认了暴力拆迁行为的法律责任。本文认为,对于暴力拆迁行为,应当按照宪法与法律的相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等。要保障暴力拆迁行为法律责任的实现,有必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国家机关的不作为责任,明确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优先的权力。
表见代理制度的建立,必须以善意为基础,是以牺牲本人的利益为代价而维护交易安全。表见代理是无权代理的例外,是一种特殊的有权代理。表见代理不能够轻率地被认定成立,否则,将会破坏交易安全。表见代理的成立不以本人有过失为要件。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关键是确定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理由是否成立、理由是否充分。法官如何判断"相对人有理由",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合同基础、交易对价、交易规则和交易习惯、相对人的审查义务等多种因素予以分析认定。必须要衡量相对人订立合同时的主观状态,有没有过失,是不是善意。
诉权行使的副产品为诉权之滥用。因此,为了有效防止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方式被滥用,对恶意诉讼侵权责任的主体应持广义论。本文认为,除当事人外,诉讼代理人、鉴定人、证人乃至裁判者如果与当事人存在合谋或者独立实施了严重的程序滥用行为,应被追究侵权责任。作为法定之债,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追究和实现。提起恶意诉讼侵权之诉是主要途径,具有普适性,而在本诉中提起反诉,或在原仲裁程序进行当中提出反请求,则具有合并审理的效率优势。
商法强制性规范的法律规避具有规避主体专业性、职业性,规避方法高度复制性、传播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正向规范"和"反向规避"两种形式。正向规避是商主体主动逃避商法强制规范的适用从而获得不法利益,主要是通过当事人内部协议的形式来实现,这是商法强制性规范法律规避的常态形式。反向规避主要存在于混合商行为中,商主体主动要求适用商法强制性规范,认定私法行为无效,从而获得不法利益,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法律规避形式。
未成年人犯罪个人资料保护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较为薄弱的一个部分,现行规定较为模糊和笼统,和当前法治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趋势不相适应。针对现存的保护时间节点过窄、责任主体不明、抹销制度与前科报告三大问题提出相应立法和司法建议,力求符合未成年人犯罪个人资料保护的时代发展要求,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个人资料保护。
2004年以前,其它WTO成员并没有针对中国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主要面对和处理的都是有关反倾销方面的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并查案件不断增加。本文以美国对华"双反"的现状及特征为背景,通过对铜版纸案的具体分析,就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双反"调查提出具体的法律建议。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在我国仍处于萌芽状态。进入后危机时代,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坚持金融监管推动资产证券化进程的基本思路,走金融创新的中国道路。而政府、市场参与者和学者三方也应当重新定位自己在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反垄断法》堪称为我国的经济宪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对市场的规则及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引人注目的是《反垄断法》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把行政垄断写进了法律。法律本身具有天然的不完备性,具体到《反垄断法》则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上。剖析意在理论与实践中对其予以探讨和修正,最终实现市场主体的合法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