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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7日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其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全会《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中央部委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难以凭一己之力单独执行政策,必须有其他部委、地方政府及地方各部门的配合,形成合力来实现行政目标。在法律有冲突、职能存交叉、部门本位主义、缺乏宏观引导的境况下,多个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间常有矛盾,政策执行过程也时有冲突。因此,协调中央部委间关系的路径在于:优化法治环境,法律主动介入协调;优化组织结构,明确部委职能;平等信任兼容,建立常设协调机构;多方协同联合,成立独立机关或合理授权;规范政策制定和执行程序,促成部委间关系的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考核评价机制的核心要素,是有效考核的基础。虽然学者们均以考核内容来构建指标体系,但因其所依据的构建原则不同,指标体系也有所不同甚至相反。因此,有必要在重新梳理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以制约强度和适用幅度为依据,建立二维指标体系,把考核指标分为否决型考核指标、关键型考核指标、通用型考核指标和辅助型考核指标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实际运用中,将二维指标体系置于具体考核方法中来具体分解和细化。
面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异地高考制度只能作为当前高考招生分省配额与教育平等权冲突下的过渡手段。要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则需要在宪法学语境下重新审视我国的高等教育行政体制,探讨高等院校的价值定位和招生政策取向,并借鉴国外教育行政体制的经验,以期为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难题从一个新的角度给出破题路径。
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政府管理职能的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切实转变行政执法理念,按照依法行政的具体要求,把握行政执法重点环节,全面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我国在国家层面推进法治建设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要真正建立起法治社会,公民的参与对社会法律信仰的建立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来保障公民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但由于受现有制度设计、政治文化条件、公民主体意识等因素的制约,使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缺少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人文环境优化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提升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
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起步较晚,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很大,并且面临诸多问题,其中以融资难问题最为突出。本文分析了吉林省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和融资难的原因,并就经济转型条件下吉林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府支持方向进行探讨,提出实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与成长工程,建立科学高效的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构建功能齐全的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体系等建议,以期对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有所裨益。
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2005年以后进入快速发展和不断完善阶段。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弥补市场缺陷、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各级政府部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担负着重要职责。当前,我国在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供需矛盾尖锐,法律体系建设滞后,配套政策成效有限,监管体制机制匮乏等问题。因此,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高度重视配套政策体系化建设,加快监管体制机制建设步伐,是进一步推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的着力点。
网络暴力言论是对公众合法权益、政府公信力、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秩序的挑战,并已成为产生网络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网络暴力言论的存在不只是利益关系复杂化、网民结构年轻化、道德自律意识薄弱等原因所致,也与当下网络的商业化运作、公民表达渠道不畅、媒体素养教育缺失等因素有关。发达国家在政府重视保障公民表达自由的前提下,加强了对网络内容的治理。借鉴发达国家依法治理网络暴力言论的成熟经验,引导网民担当起维护文明与道德的使命,已成为当前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社会管理已成为当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词。要适应社会管理体制变革,必须创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机制,不断探索构建新型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模式和发展路径。本文立足于浙江省实际,对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全面推进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途径和对策建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而且是一个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视角和建设路径都要避免空谈化、虚无化、形式化与抽象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传播理念创新的理论视角应放到现代媒介对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新型实践空间中去思考,即将理论视角介入到媒介化信息的传播方式与政党思想建设的战略部署之间。
吸引并留住高层次专业人才是各级法院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当前我国法院的人才招录制度面临诸多困境。要提高法院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法院务必科学规划,完善人才招录与流动制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有效性,强化法院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和机关文化建设,完善司法管理机制,并在建构科学规范的司法管理体制方面完善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
随着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农牧区未成年人的发展权益保护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信息获取权益、休息娱乐权益、享受和睦家庭及父母教育指导权益等保障不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农牧区未成年人的发展权益,应完善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特别是民族地区未成年人发展权的法律制度,提高农牧区教师、家长及未成年人自己对未成年人发展权保护的意识,加强农牧区文化设施建设,整合"本土化"教材、教辅、图书及信息资源,对四川藏区的广播电视进行合理布局,发展藏汉双语的大众传媒。
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人类21世纪的三大基本战略技术。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纳米技术侵权和利用纳米技术实施犯罪的案例。为了应对纳米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应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尽快制定与纳米技术发展相关的法律。本文回顾了我国纳米技术的发展概况,继而对我国的纳米技术侵权和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纳米技术立法的相关建议。
麦金太尔正义理论立足西方伦理传统,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构建了一种德性正义和社群主义正义理论。他认为,正义的规则总是以一定的道德观念为基础,正义受历史传统的制约,正义是对社群的共同善的共识。麦金太尔也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正义理论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又有本质区别,我们在肯定麦金太尔正义理论具有一定理论合理性的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后发现,麦金太尔正义理论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
网络账号包含账号本身和需要使用账号的密码。网络账号具有延伸性、虚拟性和相对独立性。网络账号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和账号下的虚拟财产而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同时,网络账号又具有物的属性,相较于其他用户而言具有排他性。网络账号的法律保护既表现为物权法等实体法律保护方面,也表现为管辖确定等程序法律保护方面。
健康权在任何与健康照护议题有关的政策上(包括药品知识产权制度)都不可忽略。然而,《多哈宣言》与2003年决议仍未触及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冲突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将健康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药品知识产权的影响做补充性的解释。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利的义务应根据其实质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掺入防卫权的特色;换言之,药品获得权应区分为国家仅有义务渐进实现的受益权与国家有义务立即实现的受益权。这种通过细化国家保障药品获得权的义务,在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健康权及药品知识产权产生冲突时,便有足够的基础从权利本质审视两者在冲突时的平衡关系是否适当。
行政法法源具有分散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行政法法源的功能在于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为法官"找法"设定路径。行政法法源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是区分行政法法源效力等级的一般原则。行政法法源的适用遵循效力优先和适用优先双重原则,这两个原则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作用环节和前提条件。
公用事业临时接管的本质是公用事业民营化后国家承担的保障责任,即保障私人部门能够持续、稳定地提供公用事业服务。公用事业临时接管具有强制性、即时性和过渡性的特征,不具有终局处分的效果,其性质与行政即时强制相似,但不可完全等同。我国目前的公用事业立法存在法律位阶低,条文简单、粗疏且分散,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从而导致实践中公用事业临时接管的纠纷频仍。完善公用事业临时接管制度的当务之急是尽早制定统一的《公用事业法》,以明确公用事业临时接管的实体和程序制度。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和内在要求,其历史起点在于我国变革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上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其发展的两条主线为,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建构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化市场经济;在后发式"变法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与法律进步相互促进,在社会关系变迁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
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刑事犯罪呈动态化和复杂化态势,其中新生代农民犯罪问题备受社会关注。闲散青少年群体、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群体、流浪乞讨青少年群体、服刑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群体被列为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如何促使其市民化是防控青少年犯罪的关键点。本文拟就青少年犯罪尤其是"新生代农民"违法犯罪问题进行社会归因研究,结合犯罪心理学、社会学、治安管理学等理论,就防控青少年犯罪以及如何促使其顺利完成城市社会化等问题进行探讨。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环境法究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大争议。学者们出于侧重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观的不同,在环境法是否能够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基于熵的理论研究方法,兼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系统论等科学研究成果认为,环境法调整的是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稳定状态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自身运动之间的协调关系,简而言之,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权利及其能力是与主体紧密相关的,主体是权利的载体,因此,主体的内涵与外延对权利及权利能力的内涵及外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权利能力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狭隘到宽广、从习惯到法定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也影响了权利的发展演变过程。
习惯环保法作为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和习惯法相同的特性。习惯环保法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习惯环保法多数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是因其特殊的环境或生活习惯所形成的。本文阐述了习惯环保法产生的民族渊源、社会学基础及对其今后的引导方向,认为习惯环保法的变迁决定于当地族群文化的变迁,而后者又决定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而习惯环保法的变迁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