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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7日
基层公务员执政能力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基层公共组织的效率。为此,本文结合湖南基层公务员培训的现状,探讨了适合基层公务员高效培训系统的思路、原则,整体设计了高效培训系统的架构与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基层公务员培训制度,立足培训需求,全面统筹规划和注重全过程管理,提升培训质量等适合湖南基层公务员高效培训系统运行的相关措施。
本文认为,跨界水环境治理应从行政区行政向垮行政区的合作治理转变,其实质是从碎片化管理转向整体性治理选择的过程。荔湾区广佛跨界河涌治理为城市间水环境的整体性治理提供了经验。但面对水环境治理中的碎片化困境,仍需从理念、机制、组织、技术等整体性合作层面进一步完善。
目前,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碎片化倾向,导致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及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因此,要改变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以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为指导,树立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形成扁平化网络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使湘江流域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根本,而法治中国建设是以人权保障为基本标志的。保障妇女人权不仅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同时,妇女人权的实现程度也是衡量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应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建立更为完善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和机制,从立法和政策制定源头保障妇女权利,进而推动妇女人权的实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施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前提,全面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实施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实施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根本保证。
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依法行政居于重要地位。自1993年"依法行政"被首次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无不贯穿其中。通过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中"依法行政"的相关论述可以观察到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从"以法行政"到"依法行政"的演进历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由此,我国的依法行政必将迈向新常态,行政法治也需要实现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权,而依法治权就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规范、制约和监督。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结果。从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到承认并引入商品经济,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说明我们党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在理论认识、思想观念上不断深化、发展和突破,不断走向成熟。因此,在实践中,既要承认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力求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吉林省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创新驱动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本文阐述并分析了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建议。
行政诉讼中的弱势群体表现为诉讼能力的欠缺和诉讼心理的波动,要求行政诉讼在宏观建构理念和微观制度设计上都要做出积极的回应。在宏观理念上,应逐步实现从"秩序优先和封闭对立"到"服务民生和开放合作"的转型,建立预防性权利保护机制,拓宽受案范围,重构诉讼规则,推行有限调解,提倡行民交叉案件的实质性化解。在微观设计上,应运用过程论方法,划分诉权启动、案件审理和判决执行不同阶段,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性,从原告资格的扩张、简易程序的引入及监督问责的强化等方面作出适当的制度调整。
微博作为当前最具人气的互联网新媒体方便了高校师生之间的沟通,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运用微博的优势动态地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为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理性、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微博,并在此基础上熟练运用微博,以发挥微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助力作用。
完善的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有利于预防腐败,督促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本文比较分析了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主体与申报财产的范围,认为我国大陆在申报主体的称谓上应进行合理变更,扩大申报主体及申报财产的范围,注重收入与财产取得的过程与结果,加强对动产与债权、债务的申报,且在方式上应采用渐近式改进。
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南海涉外侵权在案件数量、发生频率、地域范围、侵权后果、侵权方式和手段、侵权强度、解决难度等诸多方面都非比寻常。因此,强化南海行政执法成为保护南海渔民权益的主要途径,然而现行行政保护却明显不足。因此,应改革南海行政管理体制,包括南海分局移设海南、建立综合性南海管理机构、建立中央和海南分级管理机制、推行生态渔业权制度。同时,应创新渔业权行政保护的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常态化护渔、加强巡航护渔、建立涉外侵权应急处置机制、加重外国渔民涉外侵权的行政法律责任。
本文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理念出发,论证了其是我国药监强制措施制度的基石,为制度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在具体剖析《行政强制法》对我国药监行政强制措施规范及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药监强制措施制度的相关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药品行政监管水平做出些许贡献。
我国刑法分则设定的法定刑模式存在法定刑本身设定不科学、存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以及多罪刑阶段法定刑的连接模式单一等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定刑设定的疏密程度不均衡、立法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大量设置衔接式的法定刑幅度等。因此,应对法定刑的设定进行相关适应性的调整,具体包括:科学设置法定刑的疏与密,促使刑罚量的均衡化,减少并逐步消除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有计划地设置交叉式的法定刑幅度。
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对象是"独立型"的量刑情节,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量刑情节的证明出现了证据收集不够全面、酌定量刑证据缺失、量刑建议适用少、片面强调法官的证明职责以及个别重要量刑情节的证明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等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在坚持控方在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中仍要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下,应以量刑建议为证明责任的承担方式,并要保障辩方在该程序中的证明权,厘清法官证明职责与"不告不理"原则的界限,完善个别重要量刑情节证明的适用法律问题。
一项法律规则的立法进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其内涵、探讨其发展趋势和完善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与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立法进程的比较研究,结合不同阶段法治氛围下的刑事法律价值的考量,简单梳理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进历程,以期为深入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提供参考。
法官对量刑结论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说理是法律公正的应有之义,但司法实务中刑事判决书中的量刑说理普遍存在形式千篇一律、内容顾此失彼、逻辑片面生硬等问题,难以彰显司法公正,不仅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也延滞了司法专业化进程。本文借鉴域外立法例之经验,认为我国应通过改革裁判文书,完善量刑规范,保障法官独立等措施,打破量刑说理困境,以提高判决书量刑说理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