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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7日
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根植于中国国情,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以"六个精准"为核心内容,以分批分类为实施策略,以群众路线为动力源泉,通过外部扶贫与内生脱贫相结合的方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思想是我国当前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外形势变化,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新时代政法工作进行了深刻理论构思和全面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体系,成为推动新时代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的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集体公共用地长期被忽视,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供给的不足。除了理论界对农村集体公共用地制度缺乏深层次研究外,尚缺乏对农村集体公共用地概念的研究,造成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农村集体公共用地概念、性质等界定的模糊。因此,本文结合农村集体公共用地的法律实践考察结果,分析了农村集体公共用地的公物属性与内涵以及"农村+集体所有"的外延,以期对农村集体公共用地概念有一个准确的理解。
美国公务员绩效激励机制建设成效显著,已建成了包含法律法规、组织机构、监督系统在内的实体性规范机制和绩效激励计划、绩效评价、绩效激励结果反馈在内的程序性规范体系的绩效激励机制,推动了政府工作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美国公务员绩效激励机制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代背景下深化和完善我国公务员绩效激励机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零容忍反腐的直接目的是严肃查处惩治腐败行为,形成震慑腐败的强大效应,作用方式是最大限度客观现实化党纪国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提升处罚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但不意味必须强化腐败犯罪的处罚强度。零容忍反腐政策与反腐刑罚结构具有内在关联性。根据零容忍反腐政策,我国反腐刑罚结构的再调整应坚持更新传统重刑观念、增加刑罚阶梯层级、丰富刑罚方法和种类的宏观思路,通过保留腐败犯罪的死刑、恢复腐败犯罪的管制刑、配置腐败犯罪的罚金刑以及增设腐败犯罪的资格刑等,提升反腐刑罚结构的轻缓性、精密性和针对性。
在民事法律活动中,政府行为的介入往往会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法律秩序的稳定。因此,准确界定政府行为的性质尤为重要。本文对因政府行为引发的商品房逾期交付的情形适用何种法律原则进行分析后认为,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均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在具体操作中,情势变更的适用具有较强的主观任意性,稳定性较弱;相比之下,不可抗力有着较为明确的法律规定,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在司法实务中可操作性较强,易于解决民事纠纷,更顺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政府行为引发的商品房逾期交付情形适用不可抗力更为妥当,更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交易的完成。
目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发展阶段,整体而言并不发达。以南宁市为例,实体经济在发展上尚存在需求不足、资源要素趋紧、持续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市场机制内在规律的周期性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创新环境有待优化等因素相关。因此,应从加大宏观经济政策供给以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提升产业政策精准度以推进工业及产业园升级发展、增强企业服务的针对性以提升企业实力、加大改革力度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着力推进。
劳动力能否自由流动并形成与劳动力需求结构相适应的供给结构,必然会给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带来不同的影响。当前,合肥市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研究合肥市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促进合肥市经济快速平稳发展、保障合肥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婚嫁彩礼现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然而,当下彩礼尤其是农村地区高额彩礼早已突破了"礼"的范畴,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治理理论为政府介入高额彩礼的治理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和方法论指导,基层政府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并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治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实践中却发现村规民约在适用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究其成因,一方面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另一方面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村规民约所依赖的文化基础、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密切相关。在新形势下,增强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强化法律监督责任,可以提高村规民约的适用性。
当前,我国环境纠纷的解决虽有多种途径可供选择,但实践中绝大多数环境纠纷都是通过行政解纷方式来处理的,其他方式极度弱化,没有形成多元解纷机制的协调互补。对此,本文认为,目前的环境行政解纷机制在功能上存在天然短板,在内部程序上也有缺陷,应建立一个兼容多种纠纷解决模式的综合性环境解纷体系,以此达成环境纠纷解决的多元目标。
绿色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生态环境的公共属性以及绿色发展的本质要求都与政府公共性高度契合。目前,地方政府的生态公共性仍有所缺失,具体体现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生态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生态治理的滞后性和不协调性等方面。新时期,地方政府应从机构机制改革、府际关系协调、治理体系创新等方面着手,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真正担负起为全民创造优美生活环境的历史责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律将科学权威的标准融入条文之中,借以弥补法律在事实认定上的技术壁垒。一旦司法裁判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援引了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就成为判断行政处罚是否判处、刑法罪名是否成立等问题的权威判定基准。然而,法律与标准的融合也伴随着很多矛盾,并逐渐引发现有法律制度的"排异反应"。面对冲突,法官既要确保法律与标准融合的严格适用和一体遵行,又要防止标准适用的机械僵化和脱离实际,从而让标准与法律各司其职,共同发挥作用。
员额制改革的核心是要落实司法责任制,解决以往司法责任无法追究的问题,而"权责对等"才能让权力与责任的天平平衡。员额制检察官拥有所在岗位的"完整"检察权,既是员额制检察官对其所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的保障,也是将司法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的前提。虽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只要科学合理地对员额制检察官的办案过程进行监督,就能确保检察权的规范行使。
<正>尹奎杰,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委员会主任。曾获吉林省首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省拔尖创新人才第二层次人选、"新世纪"优秀人才、长春市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首批"东师学者青年教师骨干计划"。曾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进行访学和学术交流。学术兼职: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制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法治评估方阵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