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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7日
在全国各地加快城镇化建设的热潮中,出现了部分城市人口向城郊和农村迁移的"逆城镇化"现象。本文由此入手,分析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指出了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逆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从城镇化发展战略、城乡规划引导、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四个方面,提出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建议,以期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是现代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融合生态创新、演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等研究范式的一系列管理创新理论,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溯源。阐释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发展路径、诠释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行为逻辑分析要素,则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提供了多维支持。在现阶段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显现的背景之下,创新持续性、创新扩散性、创新风险规避和创新能力等问题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重视,逐渐成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深化方向,其研究成果将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提供借鉴。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环境,包括城市化进程加速、网络社会兴起、新型社会风险等。在新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社会治理的理念、重点和要点、目标和关键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学习领会习近平社会治理观的深刻内涵并将其运用于社会治理实践中,有利于提升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习近平人才观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党的人才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新时代人才工作应以习近平人才观的科学内涵为基本遵循,坚持党管人才与政治引领相结合、坚持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营造聚集人才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实践导向。
随着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加速形成,沿边口岸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边境贸易额较快增长,边贸转型升级加快,跨境合作产业集聚发展,口岸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但是,沿边口岸仍然存在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互市贸易商品落地加工困难、通关效率不高、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因此,建议沿边地区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聚焦跨境经济合作,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和互市贸易转型升级,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优化沿边营商环境,加强与邻国的沟通交流,争取更多政策倾斜和支持,以推动沿边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采用PPP模式已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现代意义上的PPP模式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高效供给,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在追溯PPP模式的理念来源和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从合作伙伴关系中的竞争机制、 PPP模式理念落地、私营部门治理规则的适应性等方面探讨了PPP模式的实践困境。认为要充分发挥PPP模式的功能,必须切实转变理念,以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探索运用PPP模式的多种可能性,构建公共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治理框架,提升其专业化治理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推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已成必然。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食品安全风险问题的治理,包括公民个人。纵观国内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大多专注于政府监管及企业自律而忽视了社会公众的协同参与。因此,本文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出发,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北京西城区食品安全类诉求电话数据,检验分析公众参与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中的有效性,以期对保障国家食品安全有所裨益。
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每个人的身心健康,还关系着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吉林省始终将食品安全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不断完善治理机制,强化治理措施,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崛起,食品安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给吉林省食品安全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对吉林省食品安全状况进行分析,找出了当前吉林省食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时代加强吉林省食品安全治理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吉林省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些许借鉴。
本文通过分析实践中421起非法狩猎案件发现,非法狩猎罪在司法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持续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并未对非法狩猎罪的认定产生实质性影响。司法实践中不仅存在入罪门槛低、犯罪与违法行为混同等刑法被滥用的风险,还存在忽视行为人主观动机、侧重客观归罪的倾向。问题的产生源于多个方面,但规范层面的缺陷是主要原因。为此,应当修正相关司法解释内容,对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有所取舍,并在适当的时候修正《刑法》的相关规定。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决定着跨国合作发展的成败。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封闭文化和开放文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冲突持续不断,使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民心相通跨文化治理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之间通过文化互动、相互学习、文化融合,使"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实现了文化层面的角色互换和行为互动,增强了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自觉性,找到文化繁荣和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应把"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摆在重要位置,通过跨文化治理,从国家层面、企业层面、民众层面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自豪感,使民意跨过文化冲突和文化对峙,走向文化对话、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
空白罪状刑事审判过程中的法官找法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法官找法是以法律发现、法律选择、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填补为方式,将效力优先原则和适用优先原则相结合,辅以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旧的特别法优于新的一般法原则,在提高法官业务水平和积极性的同时,弥补法律规则的缺失,进而完善现行刑法体系。对于法官找法未来发展的路径,一方面要意识到其不同于法官造法,但可以用法官找法的司法实践为法官造法提供经验;另一方面要推动法官找法的人工智能化,将人工智能系统和法官找法的各自优势相结合,在保障法官主导权的同时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
本文认为,司法实践中"轻罪重判"而导致的超期羁押无法获得赔偿,关键在于无法将其认定为"再审改判无罪",对违法赔偿原则和法定赔偿原则的不当理解是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赔偿法将"刑事赔偿"置于这两大原则之下,对赔偿和补偿不加以区分,直接排除了被轻罪重判者的救济权,违背了宪法对于人身自由基本权的保护精神,无法通过基于比例原则的合宪性检验。应当引入特别牺牲和公平负担理论,构建完整的刑事补偿制度。
我国刑事立法采取假药、劣药二元区分,抽象危险犯与实害犯搭配,行为方式和主观罪过单一的药品安全保护模式,在犯罪圈划定的宏观层面上略显随性,实践中常频繁借用兜底性罪名填缺补漏。加之前置性法规范《药品管理法》存在诸多缺陷,致使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圈受到法益保护不力与人权保障不利的双重质疑,既有以罚代刑的弊病,又有过罪化现象。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圈应当通过立法和司法双向衡平的维度来实质划定。立法上,提高法益保护的周延性、增强法律条文的可适用性以及标准的可执行性,仍然是刑法调整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发展的应然态势;司法上,依据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对有无足以危害民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行为事实进行独立的、实质性的判断,是消解法定犯与抽象危险犯叠加的过罪化风险的关键。
劳动立法是经济之法也是改革之法,其构建于经济变革基础之上。为适应市场经济基础的确立,促进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国的劳动立法选择了集体自治的方式,通过集体自治的方式权衡企业管理自由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动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法治目标和共享与民主的政治目标。目前,我国的劳动立法存在着制度易被变通、企业管理自由难以保障、劳动关系司法保护不稳定等问题。为了完善制度,需要明确集体自治的法律属性,实现集体协商的规则化,明确集体自治理论基础,构建集体行为效力的法律支撑。
<正>闫弘宇,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理学、法政治学、法治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曾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化产业发展中利益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主持或参与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十余项。出版《法理要论》《新农村村民自治与法治》《爱的民法表达与实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