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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政府决策是公共服务外包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合同履约的成败。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中必然面对为何外包、外包给谁与如何外包三个决策问题。在为何外包方面，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均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思路，而影响外包动机的主要因素可以划分为服务、政府和政治三类。在外包给谁方面，私营企业、社会组织与其他政府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需要政府予以相机抉择。在如何外包方面，传统合同与关系合同被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合同治理机制。在实践中，提高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政府决策水平要找准上述三个方面的着力点，从外包动因的角度来看，需要建立开放透明的外包决策机制；从承包方选择的角度来看，需要破除唯私营企业优越或唯社会组织优越的成见，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和承包方的特征进行相机抉择；从合同形式选择的角度来看，需要探索传统合同与关系合同优势互补的方式方法。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探寻着理性共同体应然的实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解开了人类自由解放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以其自身的伟大实践和历史创造证明并检验着人类自由解放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在理论意蕴上，共同富裕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在历史逻辑上，共同富裕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在现实理路上，共同富裕依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鲜明特色、实践理路愈加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愈加行稳致远。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践行。在马克思正义观视域下研究如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正义理论，有利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应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共同富裕。
引导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构建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借助Nvivo质性编码工具，通过对G市社会组织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发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以“普惠信任规则”为契约前提、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过程载体、以“参与共治质量”为效能目标。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以上三个主范畴的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引导机制理论模型，阐释理论模型中的相互关系和行动逻辑，以期为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在数字时代，有效使用信息的能力是影响组织决策的核心因素，但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机理却较少得到关注。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基于信息能力的政府决策过程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数字化改革先发省份基层智治大脑唯一市级试点——Q市进行个案分析，系统考察基层智治大脑在提升政府信息能力的同时重塑决策过程的具体机制及实际效果。研究发现，“大脑”的应用显著强化了政府对决策信息的获取、配置、整合、运用能力，实现了决策信息获取从条线多头采集向跨域融合感知与洞察迭代，决策信息整合从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向智能要素构建共享迭代，决策信息配置从乡镇小闭环向市域一体化大闭环配置迭代，决策信息运用从经验判断向人机协同智能选择迭代。决策过程各阶段的优化重塑结合组织、制度安排的完善，推动了政府决策范围、效率及质量的系统性变革。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自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以来，中央与各省份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直接影响着数字乡村建设。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53份中央与省级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文件的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重点从目标引领、行动策略与保障要素三方面着手。首先，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要确立总体目标，还要细化分解成具体目标，以有效引领数字乡村建设的方向；其次，在行动策略部分，可以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四个方面推进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再次，必须从组织、政策、示范建设、安全、人员、宣传保障六个层面为数字乡村建设战略实施提供保障与支撑。
乡土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力军，也是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保障。聚焦吉林省乡土人才培养政策执行现状，发现吉林省乡土人才培养政策在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自身、政策执行效率、政策执行受众等方面存在阻力。因此，结合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客观情况，提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增强政策激励效果，创新政策宣传方式；建立政策协调机制，强化政策落实监督；提高技术转化效率，持续改进培养方式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执行完善路径，以期提升吉林省乡土人才培养政策的执行能力，强化乡土人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作用，实现吉林省农业排头兵的使命。
在我国，企业合规实践已从金融领域走向各领域，企业合规已从行业探索发展到国家战略规划，必将成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国家建设重点之一。企业合规实践对特色化和专业化的合规人才需求剧增，产生了企业合规师新职业，呈现出企业合规人才的多角色需求。对此，高校开展了企业合规人才培养的专业建设、方案设计、课程开发、教材编写、理论研究等探索，但相对于社会现实需求，企业合规人才的供给仍然不足。对此，高校应对接需求，研究把握企业合规人才的知识结构与素质，这既是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配备师资队伍的前提，也是人才培养的落脚点。制定企业合规人才培养方案，应注重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法学、管理学、企业合规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高效高质合规管理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具有国际视野、懂法学、通管理和擅合规的复合型、应用型与创新型企业合规人才。因此，应打造企业合规人才培养的课程与教材，建设企业合规理论与实务双师型师资队伍，探索面向企业合规人才需求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加快培养高素质企业合规人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目的是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吉林省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必由之路。现阶段，吉林省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相对滞后，而且在构建过程中还存在产业规模偏小、产业结构不协调、产业内部结构需要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产业链供应链不完善等问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结合吉林省实际，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共吉林省委第十二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五大优势”，深入落实“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六新产业”为方向，以“四新设施”为重点，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大力推动三大产业体系融合发展。同时，必须营造良好环境，完善政策支持，培育更多市场主体，推动更多项目建设，在加快产业结构增量调整的同时注重存量结构升级，从而在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不断提高区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数据二十条”首创“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该制度的构建需从私法角度证成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正当性，为数据产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基于产权结构多元化和民事权利确权授权理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所蕴涵的私法逻辑在于——数据产权“三权分置”从淡化所有权观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并在数据资源持有权与数据加工使用权“二权分置”的基础上提出数据产品经营权，由此构建了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框架。三重授权成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基本实现路径，而适应数据要素特征的登记新方式有利于数据产权及其交易的保护。
随着知识产权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行政裁决被确立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主要方式。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主要适用于专利侵权纠纷，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法律规范逻辑基本固定，但程序规则尚未立法确认。从地方实践来看，知识产权行政裁决存在立法质量差、谦抑性不足、参与性不强、事责不匹配、专业性不够等问题。2023年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安排，释放了机构优化信号，明确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强化权利保护、服务供给、裁决准司法性和成本控制的功能定位。为此，需要在促进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框架立法基础上，从统筹设置行政裁决机构及权限配置、完善行政裁决正当程序规则、加强行政裁决与司法程序衔接以及促进专业人才内生型系统培养等方面入手，增强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结果的公正性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