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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期刊名称： 行政与法 创办日期： 1984 主办地： 吉林省长春市 主办单位： 吉林省行政学院 刊期： 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CN)：22-1235/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7-8207
社区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各种新型社区应运而生。征地拆迁安置社区因其形成的特殊性，其治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创新治理机制。“微治理”通过微单元下沉细化、微服务精准设置、微管理有机结合和微诉求顺畅表达，提升了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微治理”中逐步形成。“微治理”实践的有效展开源于党政力量协同推动、治理主体多维赋权、利益关联与约束监督及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互构。当前，由于社区治理行政化突出、基层治理主体权责不匹配、治理资源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微治理”实践仍面临社区居委会能力不强、治理资源缺乏统筹、居民参与度不高等困境，需要从厘清政府和社区的治理职能、健全社区监督工作机制、完善社区工作人员激励机制、推进志愿组织规范化建设和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等方面深化社区“微治理”长效机制建设。
基于发生学视角开展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的内在逻辑研究，可全景式展现调查研究理论发展是一个动态发生发展的过程。从历史逻辑出发，探究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如何运用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挖掘调查研究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样态，有助于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理论逻辑出发，探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的百年经验，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群众史观、辩证唯物论融入中国具体实践的发展逻辑，有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从实践逻辑出发，基于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能带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伟大成就的方向指引，需要今后增强调查研究的理论认知、主体能力和制度保障，助力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发生学的一般性事实入手，以党的百年奋斗实践、经验和成就等为切入点，梳理和总结党的调查研究思想的历时性、共时性和发展性等特征，深入把握其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的基本指向，能够为更好回答如何葆有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理论阐述和思考建议。
担当精神是彰显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相统一的主体性精神，其作为人的本体逻辑规定，首要本质是蕴含实践导向的主动性精神，这种主动精神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存在、社会关系以及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统一。担当精神作为主体对自身存在的本体论觉解，为时代新人对公共生活的主动参与、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和民族使命的主动担当建立起“知行合一”的思想动力与价值旨趣。而且，担当精神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作为历史主动精神的底蕴特质为时代新人勇担历史重任提供了内生动力与实践指引。担当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这种蕴含主动性的实践精神不仅是历史主动精神一以贯之的底蕴标识与精髓特质，更是时代新人自觉投身民族复兴征程、推动历史性变革的精神基点。探赜新时代担当精神的内在机理，不仅能够实现对时代新人践行历史主动精神的规律性引导，更能推动时代新人本身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和具体实践中焕发敢于担当的勇气、磨练善于担当的志气、涵养甘于担当的骨气、熔铸乐于担当的底气，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注魂立心。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更是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和权利配置机制，逐步实现政府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这为政府职能优化指明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政府职能的划定与执行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动态的调整与演进特征，经历了从全能统揽到有限恰当的职能调整，从管制约束到服务推动的目标转变，从运动粗放到长效规范的方式优化，从失衡偏向到协调公平的政策设计，从单一控制到多元共治的主体扩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传统的政府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努力构建民主科学、公开透明和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服务型政府运行机制建设必须坚持服务原则、效能原则和透明原则，探索完善决策机制、公开化机制、竞争机制、参与机制和创新机制。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优化与机制创新研究有助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和政府治理逐步改革和完善，可以为进一步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不断扩大，“职责—编制”矛盾日益突出。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编外用人的行动策略来充实基层治理力量，保障地方干事创业的资源需求，以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这使得编外人员成为了政府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力资源。但是，编外用人并非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产物，其生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通过梳理我国地方政府编外用人的历史演变过程，发现政府编外用人行动经历了中国古代胥吏制度、近现代临时工制度、计划外用工、劳务派遣等发展阶段。尽管所处历史方位、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等都有所差异，但政府编外用人在招录方式、角色定位、薪酬待遇、身份转换与晋升通道等方面存在较强的延续性或相似性。这种延续性相似性生发于中央一统与地方自主始终共存、正式与非正式并行不悖，并受到东方思维中“二元合一”的逻辑惯性深刻影响。新时代优化地方政府编外用人需要坚持差异化、法治化和专业化原则，重点优化编外人员培训开发、薪酬保障和组织激励机制。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东北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东北地区把握有利条件，抓住历史机遇，加压奋进、勇毅前行，取得了许多新成效，有了许多新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为新时代东北地区在制度和政策层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近年来，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青年才俊辈出，日渐成为“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主力军。本刊邀请部分青年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展开讨论，以期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贡献绵薄之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业主委员会作为小区业主自治组织，在推动基层治理结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由于业主委员会在组建流程、运作机制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致使其在社区治理效能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组织赋能为业主委员会治理能力提升开辟了新的理论视域，其核心在于发挥党组织的元治理功能，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依托其权威和组织优势，通过政治引领、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等策略，激发业主委员会的内在活力与主体性，并提升其自主性、规范性和治理效能，促进业主委员会组织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实质性增强。为实现基层党组织对业主委员会的组织赋能，需在价值层面凝聚共识，提升居民对业主委员会的认可和支持，增强其组织动员力；在过程层面优化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提升其运作效率；在功能层面吸纳与整合社区多元主体，强化其治理能力，确保业主委员会治理效能的根本提升。
当前，在实践中村级组织凸显了行政化的现象。学界认为村级组织凸显的行政化现象引起了村级治理悬浮，但是在大都市郊区村级组织新一轮的行政化改革中发现，大都市郊区的村级组织通过重塑等级制的权力结构，强化绩效考核和增加民主评议的奖惩机制，建立责任到村干部个人的权责均衡机制，形成了村级科层制。村级科层制的有效运作得益于，在规则输入中网络化的行政控制权，在资源依附中强化的分配型民主，重塑了村庄公共生活、公共决策和干群联系的组织机制。这凸显的是村级科层制不完全的组织特性，这种不完全的组织特性表现为村级事务的非专业性、村级组织人员的不完全监管、村级人员身份的多元性和科层组织在村级组织中的内嵌性。正是这种不完全的组织特性，既让村干部的权力运作适度规范化，又给予村干部一定的自主空间，保障了村干部在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均衡和互补，有效治理村庄社会。本质上凸显的是以往村级组织过度科层化的治理限度，体现的是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不完全的科层制的组织特性使其实现了有效运作。
本地偏好是风险投资领域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投资现象，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形成原因，并且对基金机构的投资效果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一般风险投资基金的本地偏好，鲜有关于政府引导基金本地偏好的研究。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种政策性基金模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重要作用。因此，探讨政府引导基金的本地偏好具有相应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本地偏好这一特殊的投资行为出发，重点探究政府引导基金在投资实践中是否存在本地偏好现象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同样也存在着本地偏好。与一般的风险投资基金不同，政府引导基金的本地偏好主要表现为政府引导基金倾向于更多持股本地企业，对本地企业的控制力和参与治理程度较高。此外，这种本地偏好会对企业的外部投资和创新绩效带来负向的政策效果，抑制了企业的对外扩张和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初衷。相关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行为，从而为改善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效果提供对策建议。
“共富工坊”建设是浙江省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创造性举措，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当前，在“共富工坊”典型经验的复制推广中面临着如何在实践运行中实现最大功效问题，而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合作网络与实现机制的建构。以浙江省S村“共富工坊”的实践探索为例，通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共富工坊”参与主体互动均衡样态进行分析，凝练总结“共富工坊”建设与发展的三大基础机制，即政治赋能主动作为的村级组织统筹机制、利益共融的规范化收益分配机制与共治驱动的多元主体行动共治运行机制。值得注意的是，镇村级组织往往成为“共富工坊”合作网络构建的核心行动者并在整个“共富工坊”参与主体之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共富工坊”的合作网络是动态的，受到国家经济形势、制度变迁与各方参与主体之间分化程度的高度影响，并对“共富工坊”“转译”带来了较大影响。为此，“共富工坊”合作网络建设与发展应聚合吸纳多元主体以增强合作网络资源交流，以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激发网络行动者的“转译”动力，以完善共建共享共富机制增强合作网络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