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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心学或者心性之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代，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个结合”，同样有必要发扬并实现中华传统优秀心性之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结合。纵观中华传统心性之学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看出其对于个体修身和道德情操的重要扬升作用，对于在旧的历史时代实现治理起到了重要的维护和促进作用。传统心性之学的根本在于打破个体私欲的困囿而走向更广阔的精神天地和社会实践，这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解放全人类的宏大理想有契合之处。基于党员个体身心行为方面的“两个结合”，实际上构成了宏观层面的“两个结合”的微观基础，从而形成了从微观的党员个体修养到宏观的伟大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完整的结合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本质上是在个体精神和社会实践中发扬党性，知行合一，做到“大、仁、忠、纯、律、定、实”，从而以更高尚的精神视野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事业中。
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不但不同于西方国家对权力的治理，而且相较于西方具有超越性和进步性。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的整体性逻辑由“三元合一”的发轫逻辑、“三位一体”的运行逻辑、“二性共生”的开放逻辑构成，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架设和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对作为国家政治之核心问题指向的权力治理难题的探索实践脉络、进路和优势。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三重逻辑意蕴之探究，从中找寻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与西方政党权力治理的根本不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治理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治理的本质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开辟及成功实践权力治理新道路的价值，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加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切实有效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尤其是增强中国话语表现力，在交流交锋中赢得历史主动和历史自信，为世界共同面临的权力治理问题的深化探讨和解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编外人员管理是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治理效能提升紧密相关。当前关于编外用工的研究多从制度供给规范化、编外管理编制化和编制资源统筹化三种路径来讨论管理模式，但普遍忽略了特定管理模式的解释效力及其限度。基于对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编外人员管理制度改革的案例分析发现，为应对街道、部门与个人三重系统面临的整合困境、动员困境和认同困境，基层政府探索了迈向效能本位的编外管理制度改革，在街道层面下放经费运转、员额调控和用人管理自主权，通过编外管理自主化实现了资源优化整合；在部门层面再造整体性考核和差序性激励模式，通过竞争压力一体化实现了协作动力激活；在个人层面强化专人适配专事、明确能力识别依据，通过分工结构精细化实现了价值需求满足。同时，研究发现形塑编外人员管理模式的约束性条件包括治理需求、资源供给与社会基础。因此，在区域结构视角下，结合组织的适应性特征，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编外人员管理制度改革。
党政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是党和国家在纵向与横向上推动政策执行、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方式，深刻影响和塑造着当代中国。第一责任人制在进入法治建设场域后表现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制度，其形成具有自身独特的生成逻辑，遵循着“顶层推动式”发展的历史逻辑、干部法治建设动力缺失下压力补足的实践逻辑和抓住“关键少数”的权责统一的理论逻辑，深刻改变了党政负责人厉行法治的方式，已然成为当今法治建设的关键制度保障。当前，随着相关中央政策文件的制定，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制度框架已初步搭建完毕，在实践中得以普及，制度运行也已步入正轨，但与此同时也浮现出一系列问题。从制度运行现状来看，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制度面临着制度构建上纵向与横向主体范围不明确，制度实施中法治述职、法治考评、法治督察等抓手未充分运用，制度保障上履责不力的问责机制未充分激活的现实困境。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背景下，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制度需要从明确与拓宽第一责任人制度的适用主体，落实法治述职、法治考评、法治督察等抓手来确保制度实施，完善履责不力发现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以推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职责。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和支撑。法治意味着规则之治，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振兴与法治乡村建设具有耦合关系。法治乡村建设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深入推进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H市近些年来大力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注重谋篇布局、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厚植文化底蕴、深入推进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推进“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取得了突出成效。但还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不强、乡村治理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不足、乡村法治人才缺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强化党建对法治乡村建设的引领作用、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健全乡村治理相关法规制度、加强乡村法治人才和队伍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普法宣传工作。
基于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B市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研究B市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需求及满足状况，分析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研究发现，B市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总体比例高，家庭照料脆弱性凸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需错配问题突出，机构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结构性矛盾。推动超大城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与人口老龄化演进相协调，与强化中心城市功能、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相促进，更好把握养老服务发展同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辩证关系。未来推动超大城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在于，坚持积极老龄观，推进健康老龄化，将需求为本理念融入养老服务发展全过程；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积极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加大家庭养老服务政策支持力度，精准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核心需求；加强要素保障支持体系建设，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多元主体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更加精准高效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以数字赋能养老服务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探索养老服务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对于社区这个养老服务主要供给方的研究。养老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放在组织层面上就是一种组织变革，因此从组织变革视角出发，聚焦社区这一主体，运用组织变革模型，从社区养老服务过程中的任务变量、结构变量、人员变量和技术变量四个维度，分析A市G街道养老服务联合体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高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和运用数字技术构建智慧场景。梳理社区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发现，社区养老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的可匹配性，实现这一组织任务目标，需要借助数字化转型，在结构方面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组织机构的协同性；在人员方面厘清服务职责，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在技术方面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资源的整合性。
增强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农民生活福祉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具有即时互联互通和数据资源共享能力，正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的战略工具。基于全国20个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实践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互补机制，并进一步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实证检验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互补机制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服务创新、组织变革、制度保障和价值共创构成一个互补系统，综合赋能于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并形成组织变革互补型、价值共创互补型、全面互补赋能型三种差异化组态路径。为此，应注重数字技术与农村公共服务要素的互补匹配，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
在乡村建设中，党建何以引领、以何引领与引领效能等问题成为党建引领乡村建设的重要学术课题。基于此，对党的建设的“权威嵌入”“资源整合”和“价值形塑”等制度势能进行机理阐释，试图呈现党建引领乡村建设的核心要素与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结合皖南3个村庄多样性的场景案例，深描“组织建设型”“资源统合型”“话语宣传型”三重不同的实践路径，力图揭示党建引领乡村建设的本土运行机理。通过对3个案例共性与个性的比较分析可知，一方面，党建引领下的乡村建设彰显了共同的行动目标、实践特征和内在机理，使党的建构秩序成为乡村建设的有效选择；另一方面，党在形塑乡村社会中呈现了权威投射、资源整合与价值形塑等多样属性，凸显了党建引领的正向势能。而“党建引领乡村建设”在理论创新上既拓宽了“党建引领”的学术视野，又彰显了“政党自主性”的理论魅力；在实践运行中既避免了党建悬浮的窘境，又激活了乡村建设的自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