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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是科学、正确的权力观，探索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应关注三重路径，即“为什么用权”“如何用权”“权力如何接受监督”。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党员干部正确权力观的内涵，树立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意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依法用权和接受权力监督的意识。教育是构建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的有效途径，重点是让党员干部明白“为什么用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好干部的重要论述教育党员干部，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教育党员干部。体制机制创新着重解决新时代党员干部“如何用权”的问题，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完善党员干部权力配置和制约机制，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长效机制。健全党员干部绩效监督和评价机制着重解决“权力如何接受监督”的问题，要创新联系群众与接受群众监督机制，建立更加开放、面向社会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党员干部权力运行监督体系。
以主导现代化的政治领导力量为标准，世界历史上的现代化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强调社会和市场积极性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注重发挥国家权力能动性作用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以及依托政党组织统筹领导推进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三种模式在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显著特征与表现形态。西方历史上的两种现代化模式均具有鲜明的时空特殊性，在本质上都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并造成一系列弊病。近代中国经过多种尝试后，选择了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它通过树立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权威，提供现代化必备的组织资源，确立致力于人民整体利益的现代化导向，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现代化战略，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作为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新类型，高度重视政党建设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尊重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充分印证了政党作为一种强领导力量和强组织力量，能够为后发国家破解现代化困境提供新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引百年大党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从2015年5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勇于自我革命”，到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再到2024年1月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中厘清自我革命的发展逻辑，以期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理论渊源和实践要求提供参考借鉴。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政策对加强社区服务建设、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价值和导向作用，对“十四五”时期出台的省级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政策进行量化评价，有助于为后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有效参考。以我国“十四五”时期各省出台的219项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政策为样本，利用ROSTCM6文本挖掘技术提取高频词汇，选取25项具有代表性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政策，基于PMC指数模型构建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政策文本评价指标。研究发现，“十四五”时期省级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政策总体设计较为合理、政策质量表现优良，24项政策为优秀水平，1项政策为可接受水平。但样本政策仍存在政策内容对微观视角关注不够、政策的监管性不足以及政策保障措施有待完善等问题。因此，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和政策评价机制，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社区服务政策提供合理建议，进一步促进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事业的发展。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来推动高效办事，已成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以实践创新、技术发展等因素为归因，强调政务服务的行为本身，囿于政务服务的单向度视角，难以准确阐释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的内在逻辑，应引入行政明确性原则的思路加以解读。行政明确性原则以行为明确为基本前提，强调行政机关意思表达的清晰、明了，且这种意思能为行政相对人所理解，其核心要求是使市场主体知悉如何行为来实现法定效果。在行政明确性原则的指引下，政务服务效能的衡量标准分为可理解性、可预见性与可审查性，分别对应行为明确的基础、延展和保障。在行为明确的“目的—制度—解释”与事项办理相连接的三维分析框架下，按照合法性和最佳性的要求，以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明确、政务服务的制度明确、政务服务事项的解释明确为方向，有针对性地构建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的分析框架，以建构“事项—服务”的政务服务结构，明确政务服务的行为要求，推动政务服务效能的稳步提升。
新时代职业教育从“谋业”向“人本”的功能转型，内生“更好地保障学习者发展”的法治意涵。我国职业教育应在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中取得平衡，在人本功能转型背景下，将保障“学习者发展”作为新时代职教法律的核心价值，增强学习者群体的发展能力，改善学习者个体的经济与社会评价。完善的人格形塑自独立的经济，独立的经济来源于熟练的技能，为实现“更好地保障学习者发展”的价值目标，以社会法范式对学习者发展权利和发展利益予以界定，可凸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类型教育特征，融贯学习者个体自我实现同职教事业整体发展，进而明确以尊重、保护和给付学习者发展为权能的国家义务，廓清下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法律规范的立、释、改、废方向。从实质层面来看，构建回应人本功能转型的职业教育法律规范，关键在于系统纠偏不同教育类型和职业教育内部的发展机会与利益错配，通过法律规定平等性补偿的给付义务实现实质教育公平。从形式层面来看，体现职业教育人本转型的法律规范还应当重视对学习者的个体身心关怀，强化规范的社会本位属性，追求规范体系完备性和促进激励规范可操作性。
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公共治理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数字赋能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必由之路。数字赋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是适应信息革命和数字变革要求的政府运行机制、服务模式和治理体系的整体性重塑本质要求，既有助于扩大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的覆盖面，亦有利于提升公共资源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精准化程度。基于数字赋能基本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场景刻画，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应从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富裕、社会生活和美三个层次构建起一个自底向上的“迭代累进型”框架体系。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以一体化数字共享、数智化价值共创、现代化协同共治为目标，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围绕数字赋能推动公共服务全领域全环节进行创新性改革。充分把握数字技术赋能基本公共服务的实践路径，以人民至上、统筹设计的基本理念，机制整合、协同推进的制度机制，均衡可及、普惠服务的政策归旨，数智驱动、场景应用的技术路径，全方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向现代化。
数据价值的动态生成往往表现为原始数据-数据集合-数据产品三个阶段。数据集合作为数据价值动态衍生过程的中间形态，其与原始数据、数据产品相比具有更为驳杂的属性，构建与数据集合价值内涵相匹配的产权机制是数据确权的重要环节。从我国数据集合纠纷的裁判流变入手，以“大众点评诉爱帮网”为典型案例，分析司法实践中数据集合纠纷事后救济路径狭隘、具体规则缺位、权属认定遮蔽等裁判困境，进而全面检视我国数据“权益论”与“权利论”立法理论之争，重点对“权益论”视域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性条款的裁判适用进行反思。以“权利论”为基石，构建与企业数据集合利益融合性相匹配的数据集合控制权，从数据集合控制权的权利定位视角厘清数据集合控制权的有限排他性，从数据集合控制权的权能谱系视角明确控制、访问、携转、处分等数据集合控制权的系列权能，从数据集合控制权的动态运行范式视角构造情境理论之下的数据集合控制权运行机制。以此，构建我国的企业数据集合控制权体系，为我国数字经济的繁荣提供助力。
随着深度老龄化和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与传统劳动工具的深度融合产生的数字新质工具成为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的重要驱动力。社区养老作为养老服务的主流形式之一，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新质工具赋能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主要体现在四个核心维度：数字管理系统借助数字化网络与网格化制度帮助政府、市场、社区等主体达成跨区域的利益、价值与行动协同，促进供给主体的高度协同；智库信息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农村老人多元化的需求，使供给内容更加精准匹配；智能养老终端通过技术手段弥补传统服务的时空限制和漏洞，提升了供给方式的智能化和主动性；三维管控体系融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系统和综合评价系统，解决了传统养老服务中粗放式管理的问题，实现供给流程的智慧运行。然而，数字基建落后，以及数字风险、信息鸿沟和数字悬浮等现实困境，严重制约了数字新质工具赋能效应的发挥。因此，为了充分释放数字新质工具的外驱动力，需要加快农村数字基建、加强数字风险治理、推动老人数字融入和开展数字素养提升行动，促进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
面对治理能力不足与治理事务繁杂艰巨这一结构性矛盾，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较大困境挑战，亟需新型治理方式破局赋能。伴随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数字时代的特有逻辑，数字治理愈发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选择和可行路径。在深度调研基础上，以河南S市L街道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的运作为实证案例，深入探究了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运作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治理推动了基层社区有效治理，展现出信息高效获取、人员激励督促、疑难案件筛查与最优处理、守规意识塑造等治理效能。以数字化城市治理为典型代表的基层数字治理，实现了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及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的强大赋能。增强基层治理能力，补充和强化干部治理，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共同驱动了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运作。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基层数字治理应切实遵循法治原则，加强与自治、法治、德治等多种治理方式融合，革新治理理念和运行机制，以更好推动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