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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期刊名称： 行政与法 创办日期： 1984 主办地： 吉林省长春市 主办单位： 吉林省行政学院 刊期： 月刊 国内统一刊号(CN)：22-1235/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7-8207
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问题，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现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生成式大语言模型评估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规制这三个主题。同时还发现，在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难题方面，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要解答好“奥本海默时刻”如何走出“科林格里奇困境”之问，应该从技术治理的视角出发，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深入、具体、全面、系统地探讨如何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一是如何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敏捷—韧性双轮多元治理体系，二是如何建立全链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评估指标体系，三是如何构建完善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法律法规体系和伦理治理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地方制度治党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地方落地生根并提升地方治理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新时代地方制度治党成效开展评价，有利于总结地方制度治党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益参考。从管党治党责任落实、选人用人、治理为官不为、党内法规执行、腐败治理、公众获得感等六个方面构建地方制度治党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和客观数据收集，对地方制度治党成效进行实证评价。研究发现，地方制度治党成效呈东高西低的特点，治理为官不为的客观成效与公众主观感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公众的制度治党获得感有待提升，扫黑除恶依然是重要的社会治理诉求。为提升地方制度治党成效，应深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优化容错纠错机制，加强对“小微权力”的监督，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
求变方可致远，创新才可守常。“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日新月异的大变局，唯有积极回应，“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为此，需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洞察“变”之根本、把握“变”之本质、预判“变”之趋势，主动求变，深化改革，守正创新，以引领时代。守正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智慧。这一方法论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探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总结出来的，凝聚着中国人现代化探索的哲学智慧。“守正”所“守”的是正道，“守”的是根本，“守”的是规律，“守”的是方向。“创新”是革除弊病，推陈出新。“创新”所创之“新”是合乎目的性和历史规律性的事物，是更有生命力，更有发展前途，更能造福于人类的事物。历史经验证明，要守党的全面领导之正，创党的自我革命之新，要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正，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新，守社会主义道路之正，创中国特色之新。在新的伟大实践斗争中，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需要具体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共时性与历史性、规律性和目的性三个层面的重大辩证关系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和推进既是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涵养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在生成维度、价值转换与形态塑造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维度，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凝聚民族与改造社会中续传承、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发展、在涵养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时代性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价值转换，体现为“九州共贯、多元一体”大一统观念缔造出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思想蕴含着人民主体性的价值旨归、“义利兼顾、天人合一”经济伦理蕴含着坚持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兼济天下、亲仁善邻”天下观蕴含着独立自主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塑造，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根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异域文化的“扬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魂”脉相融合，在借鉴异域文化的同时，塑造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职业年金制度是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状况直接影响职业年金制度的运行效果。由于职业年金制度运行的时间尚短，基金投资缺乏充足的实践经验，需要防范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主要包括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两大类。职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的可能致因主要包括：体制不顺畅、管理不科学、信息不对称、契约不清晰、监管不完善。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国外年金投资监管过程中的重要理念，一些国家在实践中积累了若干经验，主要包括：成立若干监管机构，强调多部门合作监管；注重加强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监管的法制建设；建立相对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强投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根据国情选择审慎监管或严格监管模式；建立职业年金基金资产组合的动态调整机制。未来我国应该采取适度灵活的严格监管模式，实现专业化监管、合作监管与依法监管，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惩戒机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投资风险预警、识别与评估机制，建立盈余准备金、再保险与最低收益担保等风险防控机制。
在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的双重属性论断下，针对“行政协议应基于何种标准得以容许适用”的议题，目前形成的严格法定标准与反向排除标准，均立足法律保留原则能否适用于行政协议的逻辑展开。然而，两种适用标准对“行政协议有效嵌入公私法相融秩序”要求的回应，在现实考察中仍在“标准归入的适配性”“考量要素的周全性”等方面存在解释性的疏漏，其核心问题主要归结于两者在协议认识上的偏差及要素归结考量的局限性上。作为一种在行为或组织形式上革新传统行政的功能机制，行政协议的适用并未脱离干预行政、给付行政等具体的行政领域而存在，在法律保留原则能否适用于行政协议的逻辑推演中，法律保留原则的规范考量并非直接作用于行政协议本身，而主要由行政形式选择理论作为转介，在行政协议与行政类别的对应关系下，将法律保留原则针对干预行政、给付行政运作与形式限制的考量，同步体现在行政协议适用限制的考量之中。即行政协议的适用标准并非直接生成于法律保留原则能否适用的判断，其实质体现为法律保留原则对传统行政形式选择自由的开放与限制。因此，在具体标准的探寻上，仍需立足行政协议的认识调整，对限制行政运作与形式的相关考量要素予以合理归结，探求有机调和的行政协议适用标准。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复杂难控、易发频发，经网络传播与扩散后聚变为舆论风暴，形成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威胁着舆情稳定和国家安全。通过对2022—2024年30件网络舆情案例的分析发现，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经历了“潜伏—爆发—蔓延—衰退”的演化过程，表现为群聚性心理、扩散性言论、极端性行为和整体性消弭的阶段特征。突发公共事件同网络空间的传播特性渗透结合，导致舆情呈现出传播失序、信息失真、回应失利、行为失守等异变特征，对网络生态、公众认知、政府公信和社会治安造成系统性风险。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体系，对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从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要坚持“防患未然—激浊扬清—提质增效—强基固本”的总体思路，以增强防控意识、加强内容建设、培育创新理念、健全长效机制为重点施策，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力、引领力、驱动力和保障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奠定基础。
媒体是舆论形成和传播的核心力量，司法与媒体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作司法与舆论的关系。舆论倾向于将公共议题道德化，追求实质公正，而司法则依托严谨的规则程序，旨在达到程序正义，这种差异导致二者在重大刑事案件中互不协调。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自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司法与舆论的交织愈发紧密。重大案件本身蕴含诸多冲突点，易引发社会舆论关注甚至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部分“舆论涉法”案件引发对司法独立性的担忧，也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化。系统论将司法与自媒体视作两个各自封闭运作而认知开放的社会子系统，其封闭性导致了彼此的判断差异，通过个案展示了此种差异的生成逻辑及它们结构耦合的互动机制。自媒体司法舆论作为司法系统与自媒体系统的耦合地带，展示了两者在功能上的互相适应和演化。在后真相时代，通过司法对舆论进行引导对消减二者的冲突至关重要，可在立法阶段更多引入民意，将道德融入法律系统的纲要，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内生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南。我国有的农村地区内生发展还存在经济发展能力困境、社会治理能力困境以及文化传承能力困境，从而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在乡村治理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推动现代技术赋能农业、农村与农民，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能力，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具体而言，内生发展视角下乡村技术赋能要以资源调整升级、社会治理参与、文化认同培育为价值指向，通过对资源要素、组织制度以及情感价值层面的技术赋能，破解当前我国有的农村地区还存在的内生能力困境，促进乡村振兴，走内生发展道路；同时在技术下乡过程中，技术理性破坏乡土情感等技术风险的存在表明，技术赋能需要一定的原则规制。尊重乡村自然环境可承载性、农民主体性、村庄“在地性”基础上的可持续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异质性发展，是发挥技术赋能乡村优势价值、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因涉及人口多、覆盖范围广、承担任务重，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如何已成为官方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推进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领导策略。如何具体发挥政治引领、激活组织引领、优化能力引领，是新时代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基于对江西省P县的个案研究发现，“民事党心”遵循了党建引领的内在逻辑，主要内容体现为“支部主事、清单理事、分类办事、交账销事”，从而建立起党组织引领、多主体参与、全方位联动的乡村治理实践样态。P县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以政治引领作为首要原则、组织引领作为重要基础、能力引领作为关键支撑，推动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取得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良好效果，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