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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城市化快速扩张，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全面推进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模式。智慧城市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转化器，其核心运作模式在于借助信息技术的整合能力，对城市内复杂的各类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与高效链接，进而构建起一个高效智能的城市生态系统。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能够依托低空空间资源，深度开发并利用多元经济活动，为智慧城市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拓展城市创新边界。当前，由于技术层面的短板、组织架构间的协同困境、环境因素的限制以及制度体系的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低空经济赋能智慧城市建设仍面临着应用场景广度和深度不足、企业和政府多组织协调不畅、飞行活动开展受阻、产业监管不完善、隐私保护欠缺以及居民认可度不高等方面的困境。因此，在低空经济赋能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中需要融合数智技术与人本价值，构建资源网络与培育人才，优化空域及营造生态环境，强化设计与完善监管制度，从而全方位驱动低空经济赋能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智慧跃升与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实现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的重大创新，提出了在创新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路径和实践要求，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新阶段新征程。在理论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进行了深入拓展，系统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提炼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明确了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实践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路径，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改革要求，部署了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举措，确保改革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回应了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面对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在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改革方向，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回应了世界之问，深化了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创新，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作为新时代党建话语的崭新表达，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和政治品格，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引领式协同，根据“实然—能然—应然—使然”的研究思维，必须对其基本逻辑结构进行考证和廓清，回答好何以发展、何以可能、何以需要、何以实现等核心问题。在四重逻辑中，历史逻辑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关性，旨在厘清自我革命的演进脉络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内在关联；价值逻辑关注的是行为和决策中遵循的价值观和原则，旨在挖掘以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发展逻辑关注的是事物在演化和变化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律和未来趋势，旨在演绎自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应然契合；实践逻辑关注的是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矛盾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旨在找准以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作为发展中的海洋大国，关心、认识、经略海洋逐渐成为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议题。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助推器”。随着国民海洋意识的提升以及党和国家对海洋战略政策的调整，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我国经略开发海洋、保持有利竞争地位的重要路径选择。建设海洋强国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一致，共同致力于达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愿景，对于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海洋强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应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科技创新引领型发展、海洋生态环境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等方面稳步推进，以实现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时代性转变，进一步为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有力支撑。未来，中国要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为全球海洋事业的发展与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更多机遇。
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加工增值认定制度重在规范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的认定标准，涉及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30%免征关税政策的具体实施，直接影响到海南自贸港加工制造业和加工转口贸易活动发展。构建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加工增值认定制度，有助于凸显海关作为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加工增值认定机关的重要性及其职责，强化海南自贸港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规范性。规范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加工增值认定标准，应兼纳吸收区域价值成分标准、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和微小加工规则，并适时应对不同状况的认定情形。在认定形式上，建议实行原产地证书为主的认定证书制度，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认定制度，以此促成更权威、更具国际化、更有利于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加工增值认定实施的清单制度。应强化海南自贸港自产产品的原产地标准规则，以防控品牌议价滥用和损害市场公平竞争。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应成为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加工增值认定的保障性制度，在事前、事中、事后发挥作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智能算法将逐渐渗透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每个“毛细血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微单元，势必是承接算法治理的现实载体。一方面，在智能算法的技术赋能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精神面貌正在加速重塑，具体表现为开辟“智能空间”扩大治理范围、优化“科层结构”提升治理效能、生成“共享机制”整合治理资源、重建“社区秩序”再造治理制度；另一方面，算法治理携带的负面基因包括算法投喂、算法筛选、算法黑箱和算法崇拜，又会侵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公共性，如导致治理主体逐渐失去思考和判断能力、改变多元治理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故意不透明模糊集体行动责任边界以及产生信任垄断诱发智能化官僚主义等。欲使算法治理合理内嵌至社区治理共同体内部运作，必须从“价值-技术-制度-利益”的四维框架来反思审视两者之间的逻辑理路，推动社区价值治理共同体、社区技术治理共同体、社区责任治理共同体、社区利益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从而为社区治理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平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实现。
“不完全劳动关系”是民事关系和劳动关系的过渡类型，其法律面向可以动态延展为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中的用工主体责任已不再是传统工程分包领域的拟制责任，应将其定位为兼具劳动法意义上的用人单位责任与民法意义上的用人者责任的一种复合责任。就责任归结而言，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用工企业共同作为责任主体，应区分从业者自损和致损两种情形来具体承担责任。当从业者自损时，“相应责任”应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平台企业借助算法等实施的间接管理行为是平台合作用工企业直接管理行为的必要条件，在政策考量层面，从业者损害及时填补具有必要性，平台企业追偿权更易于实现，故平台企业应当承担先付责任。无论从业者与平台企业及其合作用工企业之间构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平台企业承担责任均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当从业者致损时，为秉持新就业形态下用工规制缓和的适配理念和实现平台企业与第三人的利益衡平，平台企业应在自身过错范围内承担有限补充责任，并对平台合作用工企业原则上不享有追偿权。
地方性法规在法律体系中起着结合地方实际、贯彻上位法执行与主动调整地方发展存在问题的作用，其立法语言需精准无歧义。义务条款是地方性法规中的核心内容，它规定了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不”与“未”二字在地方性法规中被用来描述违反义务内容的应责事由，表示行为人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形，且与此相对应的法律责任认定与有效落实也与之具有紧密联系。“不”多用于描述行为人实施了违反义务规则的行为，是对动作的描述，而“未”则更多用于表示行为人的不作为状态。但是，诸多现行地方性法规混淆了“不”与“未”的含义，对二字的使用存在问题，地方性法规设定的义务无法与相对应的法律责任有效衔接，在适用过程中偏离法规的规制目的，致使责罚不相适应，最终使得立法目的不能完满实现。需要通过分析“不”与“未”在地方性法规中的使用现状，规范理解二者的含义和各自指向的责任性质与责任认定，并据此总结法律责任的设定思路，以减少地方性法规在适用上的争议。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未富先老”问题愈发突出，不断增多的老年群体、不断加大的养老成本成为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治理领域都成为绕不开的难题。如何在传统养老模式式微的背景下探索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已经成为健全和保障民生制度体系的重点问题。基于此，“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益探索，通过互惠共生让低龄老年人发挥自身价值，从而使高龄老年人的养老现状得以改善，以解决他们的生理需求、情感需求以及价值需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以上海为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但也面临新时代的新挑战、新问题和新难题，如何更好地解决由于宣传力度不足、时间货币兑换流动机制不科学以及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的老年群体认可度不高，参与积极性不足的问题，成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更关乎数以亿计的老年群体的晚年幸福。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嵌入理论，建构“关系—结构—认知”的分析框架，对青岛市“日善堂”助老公益餐厅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养老过程中遵循“向内资源输入型供给催生—向外资源输出型需求满足”的运行模式，并形塑出“嵌入式赋能”路径。具体来说，社会组织通过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认知嵌入入场社区养老服务场域，并在多方联动下实现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多重嵌入。其中，关系嵌入是社会组织嵌入社区养老服务的先决条件，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资本培育和利益耦合联结进入社区养老服务场域；结构嵌入则实现了社会组织对既有组织网络关系的重塑与整合，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养老服务奠定了结构性基础；认知嵌入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居民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形成普遍信任和惯习驱动居民参与。通过对社会组织嵌入社区养老服务的探讨，旨在为社区养老和社区治理提供实践参考，丰富养老服务领域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