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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最早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带来理性的光明、生产力的爆发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在其论述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一词，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无不体现着现代性思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为旨归，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性理论，开辟了现代化的新境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现代化路径。
内部剥削和外部掠夺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相伴而生，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日趋尖锐的多重矛盾以及资本逐利性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更加隐蔽的手段转嫁本国危机，但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却无法消除。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艰辛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原则、现代文明与中国道路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原则，坚持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书写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篇章，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现实超越。
近年来，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实践的不断发展，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范围日趋扩大，研究成果也日渐成熟，但已有文献中尚缺乏对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扩散特征的研究。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基础，搜集了我国中央以及31个省级政府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文本，分析了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三个维度呈现的扩散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省级政府的政策创新能力，以期为研究未来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趋势有所帮助。
村级选举日益成为村民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表象在村级选举的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本文借用“权力-生活”二维分析框架阐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行政下沉与空间挤压、程序悬置与结果重视、竞争弱化与村民冷漠等是目前村级选举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明确国家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塑造村民选举的主体性、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国家化进路，能较好消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负面效应，进而促进村级选举良性发展。
景村融合发展既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景区与周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景村融合发展包括三种模式，即以景带村式、依村造景式和景村互托式。乡村振兴背景下，立足景村融合发展规划，完善景村融合发展机制，加强景村人文景观开发、景村原生资源利用，能够提升景村融合的契合度，进一步带动景村产业发展，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社会“社会性”主体功能不断强化，彰显出建设高质量农村社会的时代特征，农村社会建设与政府满意度的关系日益成为显性问题。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村社会建设水平整体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征。农村社会赋权、社会包容和社会凝聚均呈现出较高水平，而社会经济保障水平略低，农村社会建设水平对政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显著，其中，社会凝聚对政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强，社会经济保障和社会包容的影响次之，社会赋权的影响稍小；社会公平在农村社会建设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宽容度在社会公平和政府满意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将农村社会建设内嵌于乡村振兴进程之中，以制度建设提升农村社会公平程度。
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工具，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是检验服务型政府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呈现了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研究机构、核心作者、期刊载文量、演进脉络和热点主题，重点梳理了研究重要性、基础理论、模型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内容。研究发现，相对于国外研究而言，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力量和基础知识积累比较薄弱，借鉴情况明显；近年来，国内研究力量快速增强，前景较为可观，逐渐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未来应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与理论对话，推动固本求源与理论创新，深耕基层与创新实践研究相结合，提升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应用性。
当前，公法与私法共同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规制。然而，实务中虽然《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对公安机关积极义务的创设增加了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概率，但因立法回应不及时，导致系统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未能形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私法发挥的协同作用。本文认为，立法机关应以《民法典》为标尺，积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立法解释，健全“民行”“行刑”衔接制度；公安机关须依法行政，强化调查取证力度；检察机关和法院应适度加强司法审查力度。如此，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不断完善相对人权利救济制度，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权利救济。
行政机关对轻微违法经营行为进行处罚，需要处理好行政处罚法与特别法、法定要件和自由裁量、市场主体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教育与处罚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轻微违法经营行为的司法审查，能够明晰针对轻微违法经营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不予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以及法院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内容、强度等问题，既能有效监督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也能通过个案裁判规则的创制，为法定条文的原则性以及免罚清单的有限性提供有益之补充。
行政举报在我国已经成为一项法定制度，其法律规范的规则结构映衬出丰富的内涵。经检索发现，目前的行政举报立法呈现分散管理型模式，表现为涉及领域分布于一些行政管理事项，调整方法从概括式立法向规范式立法转变。这一立法模式的弊端较为明显，既让现实法律冲突难以被规则框定，容易滋生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倾向，也会因实体法与程序法衔接不畅导致可操作性减弱的问题。因此，为了契合行政举报立法的整体秩序要求与法律系统形成规律，有必要提倡统一立法模式，适时制定《行政举报法》。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高空抛物罪从司法化犯罪转为立法化犯罪，亟需对罪名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通过对已有裁判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存在标准不统一、区域入罪差异化、重主观轻客观等问题。因此，以单因素和多变量相结合的实证分析结果为依据，以“抽象行为+具体情节”为逻辑出发点，才能构建起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认定的基本规则与具体规则。
地方立法既是贯彻我国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的关键一环，也是化解司法实践中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矛盾纠纷的根本所在。数据分析和立法文本表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地方立法存在资金来源困顿、缺少价值原则引导、违反上位法规定和规范之间不协调等困境，掣肘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因此，为打通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地方立法最后一关，化解地方无法可依、无良法可依的困境，应着力资金保障机制的建设，设立明确统一的法律原则，开展立法专项评估与清理工作，以保障地方立法的质量。
司法实践中，对于占有辅助人非法占有财物行为如何定性存在着成立盗窃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三种不同结论。分析收银员非法占有货款为例研究发现，对此类案件定性时，需要以是否占有财物重新划定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区分标准，根据“授权说”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处分权限，以是否具有处分权限作为辅助占有情况下占有归属的判断标准。因案例中收银员不具有处分收银所得货款的权限，故当收银员非法占有货款时，应成立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