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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视域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取向，更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谋求人类和平发展、引领人类价值共识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彰显出独特性、超越性和引领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现代性特征和现代化进程，其理论基础直接来自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既有深厚的理论意蕴，又有鲜明的中国印记。在以资本为原则开辟的世界性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姿态展现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长期以来，积极推进机关事务行业发展作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一项重要事业，深刻展示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机关事务行业工作的高度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形成了机关事务行业功能定位的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博大精深、视野宏阔、内涵丰富，成为新时代我国深化改革机关事务工作的思想来源，也为其持续改革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导向。深入剖析和系统阐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有关机关事务行业功能定位的思想，对于“十四五”时期推进机关事务行业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随着老年人口、失能与半失能老人、失智老人总数不断上升，传统的养老服务已无法满足不同层次老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医养结合作为推进健康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社会各界给予了很大关注，学界也开展了一系列探讨与研究。本文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作者、主题词和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梳理出医养结合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以及权威研究机构和作者的代表性观点，挖掘了未来医养结合的研究趋势，以期为更多学者提供创新性研究思路。
农村医疗服务保障工作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承担着守护农民健康的重要职责，其发展直接关系到服务老龄化的推进，关系到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效。近年来，吉林省针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多措并举，极大改善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然而，部分农村受制于地理位置、人才流失等客观因素，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水平仍然较为低下。本文通过对吉林省农村医疗服务现状的梳理，分析了吉林省在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希冀能为吉林省乡村实现全方位振兴有所裨益。
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复杂国际环境变化的迫切要求，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吉林省经济增长的现状、动力来源，找到存在的问题，再运用ECM模型阐释吉林省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由此提出相关建议，希冀能对吉林省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所裨益。
整体智治与“放管服”改革具有适切性。本文将地方“放管服”改革置于整体智治的分析框架下，通过比较分析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改革案例梳理出“放管服”改革的共性和特性，发现“放管服”改革面临政府主导的改革举措与政民互动的理想效果存在治理偏差、政务服务的整合机理与政府系统的内外协调存在张力、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与服务对象的适应选择存在供需裂缝等现实困境。未来，“放管服”改革需更加精准理解整体智治的内涵要素，从“价值融合-整体治理-数字赋能”的三维视角着手，妥善处理人民性与科学性的关系，统筹协调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关系，合理平衡技术嵌入与智慧治理的关系，以实现数字政府与数字社会的高质量互动，合力打造数字中国的治理新样态。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活动，而完善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制度是落实“慎押”政策的关键。目前，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延押适用条件不合理、延押审查模式设计不科学、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匮乏等问题。为此，建议完善延押适用条件，重构延押审查机制，构建延押审查中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以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平衡。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我国《民法典》及司法解释将“重大误解”制度设置为一般条款，虽然赋予法律适用以弹性空间，但在司法认定中产生了差异化样态。动态体系论既能克服概念法学的僵化保守，又能约束自由法学的恣肆，其在适用领域、保障规范条款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方面具有成为“重大误解”制度实践方法的正当化基础。首先，“重大误解”制度应将“误解的重大性”和“意思表示瑕疵”作为动态评价要素；其次，“误解的重大性”的判断基础来源于“错误认识”对象的三个层次与“通常理解”三种解释路径的一一对应，“意思表示瑕疵”应当将“强制作出意思表示”设为判断基础；最后，在各评价要素被判断基础检验后进行协作联动从而取得个案中“重大误解”制度的法律效果。
近年来，在商事制度改革带来较大经济和社会红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制度漏洞以冒用他人身份提交虚假材料等方式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现象。国家以及部分地方登记机关为解决这一问题先后进行了相应的制度探索，但对于撤销冒名登记行为的性质及其适用法律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与配套规章《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颁行，为登记机关撤销冒名登记行为的性质厘定和法律适用等提供了规范依据，未来仍需在此基础上配套和细化相应制度，以达到完善撤销冒名登记制度体系之目标。
“互联网+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模式，融合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商业，拓宽了人民的消费途径，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与此同时，消费者财产安全、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为传统法律体系和规则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本文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着手，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研究“互联网+消费”维权障碍问题，以期通过消除消费者维权道路的新阻碍、规制惩罚侵权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维系消费者对“互联网+消费”的信赖度，促进“互联网+消费”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