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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日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比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有自身的生成逻辑，蕴含了独到的特殊品质和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向世界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制度与文化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防线。为突破腐败治理单一模式的困境，本文尝试构建制度与文化并举的腐败治理双路径模型。这一双路径模型具有“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不敢腐”“不能腐”与“不想腐”相结合、“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价值，但也存在文化反腐认同不高、供给不足等困境。新时代，将系统观念运用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从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与韧性三方面来实施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协同治理、自我革命的双路径模型策略，以期为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在线政务服务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传统“瀑布模式”的在线政务服务呈现出“孤岛式”数据、“条块式”管理、“分散式”服务的特点，难以适应技术和用户需求快速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支持治理的多样化和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敏捷治理理念应运而生。敏捷治理提供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改变“竖井”结构的内在制约，形成敏捷治理理念下在线政务服务四大优化路径，以推动政府数字治理和服务范式的转变。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是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有力抓手，也是基层治理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本文基于嵌入式治理和适应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意蕴、逻辑机理，并结合实际案例提出权威性参与、思想性参与、责任性参与和日常性参与四种志愿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以期未来为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权力监督在规制“为官不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具备鲜明的预防功能和校正功能。但目前存在四大短板，即“为官不为”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深刻反映出权力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薄弱，难以形成监督“为官不为”合力；自上而下、平行与自下而上监督不匹配，难以构成监督“为官不为”网络；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各有不足，难以形成全链条监督“为官不为”模式；权力监督机构存在罅漏，难以有效履行监督“为官不为”之责。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补齐权力监督短板，有效规制“为官不为”，应详列权力清单，绘制权力“流程图”，让“为官不为”无处遁形；建立多元化与立体化的权力监督体系，对“为官不为”形成监督合力；构建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监督链条，挤压“为官不为”的生成空间；深化纪检机关领导体制改革，以落实“两个责任”防范“为官不为”。
公正问责是公权力应有的正当属性，必须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监督。人们在关注问责的影响力和强度时更关注问责的公正性，这是在警示执纪执法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问责职责。公正是问责的灵魂，失责必问就是要牢牢把握公正问责的实践指向，禁绝问责的随意性和模糊性。以实践证明问责的公正性，方能以实际成效的公正性提升问责的震慑力和信服力。问责过程的公开透明是严格监督的必要条件，没有公开透明的问责，公正性就无从谈起。公开透明既是对被问责者公正问责的有利保障，也是对执纪执法者的监督和保护。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学术界对于城市治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本文以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发表时间在1998-2021年的文献作为数据，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工具，从演化过程、发文期刊、机构合作、研究热点及趋势等方面入手，比较了国内外公共管理学科视角下城市治理研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化特征来看，国内外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城市治理研究在整体上都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从机构合作网络来看，国内外都初步形成了合作网络关系，但较之国外，国内机构合作网络的联系和紧密程度都较低；从研究热点和趋势来看，国外城市治理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国家与政府治理、城市更新、网络治理、城市环境治理、城市政策等方面，我国城市治理研究的热点则主要集中在社会治理、基层治理（主要是社区治理）、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城市空间治理等方面。未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城市治理研究可在公众参与和合作生产、智慧城市治理以及超大城市治理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6.1软件对2004-2021年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535篇CNKI中文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之间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依据关键词聚类可将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分为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路径研究、慈善资源研究、社会服务研究、慈善法研究五大类；依据关键词突现图谱和关键词时区图谱，可得出当前我国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是“精准扶贫”“合作治理”“社会救助”。未来可从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推进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
政府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是其首要职责和主要履职方式，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专业补充和理性智识支持。然而，作为衡量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运行状态的标尺，政府法律顾问法律意见的内涵和外延尚未明晰，法律定位和效力判断尚需探究，亟待合法性规制。故通过对政府法律顾问法律意见进行法学释义、属性解析和类型研判，可以明确其法律定位和效力面向。在此基础上，从确定基本原则、完善出具程序、提升内容质量、厘清责任机制等方面着手，逐步探索政府法律顾问法律意见合法性规制的有效路径。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赋予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快速、从重处罚的权力，旨在明确依法从快从重处罚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但实践中这一条款的具体适用仍面临处罚对象不明确、快速处罚程序过于简化、从重处罚边界不清等问题，难以实现尊重法律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制度目标。对此，应从明确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快速处罚程序的内容，限制从重处罚裁量权等方面对快速、从重处罚制度进行完善。
近年来，未成年人弑亲犯罪引起了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分析未成年人弑亲特征的基础上，依托抗逆力理论对36例公开报道的弑亲案件进行解析，发现未成年人弑亲的行为逻辑是：未成年人长期遭受亲缘风险要素冲击，外部保护要素持续缺位，保护要素联结弱化、异化，导致个人抗逆力特质瓦解，致使未成年人的自我效能感恶化为绝望无助状态，抑或因情绪越位而直接选择情绪型风险应对策略，最终将报复恶念付诸施加亲缘风险要素的亲人。基于此，可从杜绝衍生亲缘风险要素、巩固家校素质教育联盟、优化强化家庭成员联结、精心培育未成年人韧性等方面提升抗逆力进行防治。
作为衡量检察机关案件办理质量的重要标准，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现着办案中执行法律和政策的精准性，是整体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检察机关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发展，对提升案件质量起到一定的引导性作用。但由于理念以及技术性原因，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还存在指标设置与评价方式不科学、单纯将指标应用于业务考评以及系统智能化低等问题。故本文通过对实践中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建议应遵循司法规律进一步强化指标体系的系统性，淡化案件质量评价指标的考评功能，将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其他考评内容和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综合地反映案件办理质量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