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从未委托任何单位、个人组稿或代收稿件并收取任何费用；本刊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公司或个人提供任何代理服务。投稿时，请作者登录《行政与法》官方网站进入“作者投稿系统”，《行政与法》官方网站是唯一合法网站（有标识，可在百度网查询），非官方网站均为假冒网站。
本刊不接受AI辅助完成的文章。
2025年3月2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阶段，党的领导是根基和灵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后疫情时代”的诸多挑战，更要坚持党的领导，着力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存在的问题，谱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努力构建现代化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是今后一段时间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迈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需要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先行经验，不断提高认知、拓展主体、缩小差异和健全体系，不断提升老龄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系统化、智能化水平，为增强群众“三感”提供有力保障。
城市更新是中国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我国面临的时代命题。现阶段我国城市更新实践中存在“动力匮乏”现象，导致城市更新面临巨大阻力。本文以广东省广州市为范例，研讨以“治理”理念引领城市更新行动的具体做法。同时，从治理成本、技术、内容、主体、规则和资源等视角对城市更新“动力匮乏”现象及缘由进行分析，斟酌如何采取合理的治理方式破解城市更新“动力匮乏”困境。
基层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具有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并为其提供组织支持、人才支持、资源支持的内在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科学谋划、多措并举，在引领乡村产业发展上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产业发展的走深走实，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面临着党员队伍素质偏低、后备力量不足，执行能力弱、村“两委”职责模糊不清，监督机制存在漏洞以及农民对乡村产业发展参与不足等困境。对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以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明确村“两委”职责权限、强化监督机制、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等为切入点破解乡村产业长效发展难题，开启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征程。
本文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绘制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对该领域的研究概况、热点和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呈快速增长态势，研究主要集中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属性与逻辑、内在本质、共同体建设、具体实践等方面。未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需从完善基层党组织体系、理顺党社关系、构建中国特色治理话语体系、推进社区治理与乡村治理有效衔接等方面发力，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基层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近年来，白山市江源区通过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六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促进了党的组织力、治理力、公信力，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高度契合“两山”转化的全员、全域、全周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形成反腐败高压态势。党的二十大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极端重要性。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实证研究腐败治理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后发现，腐败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同时，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腐败治理对政府信任的正向效应更高，互联网能够强化腐败治理对中央和区县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以期为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供合法性实证依据，为各级政府推进腐败治理提供一定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基层政府处于体制的末端，加强新时代廉政建设是基层“微腐败”治理的必然要求，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然选择。从廉政建设视角看，基层“微腐败”治理由于廉政教育重视不够、新旧体系制度转型、行政执行程序不当、权力监督体系紊乱等原因而陷入困境，表现出政治素质低、三务不公开、行政不作为、权力私人化等形式，严重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损毁了政府的廉政形象。鉴于此，迫切需要从文化重塑、制度更迭、法律修缮、技术赋能四个维度来有效防治“微腐败”，推动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
红色资源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它是由红色物质资源和红色精神资源构成的统一整体。近年来，我国红色资源法律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重物质资源、轻精神资源”的保护失衡问题。对此，应从保护对象、保护主体以及分类、分级管理机制三个方面建立红色资源“物质——精神”双重法律保护模式的制度框架，形成双重法律保护模式的关键制度设计，系统构建红色资源法治保障制度体系。
指定管辖制度的理论逻辑包括司法公正、诉权保障及程序安定，这也决定了指定管辖行为的司法属性。指定管辖制度以维护程序稳定和管辖法院客观公正为核心，以提高诉讼效率和维护当事人权利为外延与保障，呈现出“窄入口”和“窄出口”的制度结构。“窄入口”是指基于指定管辖制度之“补充”定位，其启动程序较为严格，这种严格性体现为指定管辖的范围、适用条件需明确、当事人的权利需得到充分保障。“窄出口”表现为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非经特定事由，不得随意推翻指定管辖裁定和提出异议。故本文以上述结构为切入点，对目前指定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视并提出优化路径。
为弥补公诉方指控违法所得不足、解决法官裁判违法所得困难，我国刑事立法中出现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以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证成涉案财产没收的正当性。这种由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而非刑事追诉方查明涉案财产性质的规定，实则给被告人施加一种说明义务，且这种说明义务存在说明对象扩张、说明属性不明、说明标准模糊的加重风险。被告人说明义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应在司法适用中确立限制规则，在侦查机关履行全面收集涉案财产证据职责的前提下，以“客观限制”标准划定被告人的说明对象，明确被告人说明义务为客观证明责任产生的主观证明责任，适用优势证明标准。